2018年，在诺贝尔奖117年的历史中，是很不寻常的一年。包括文学奖和和平奖在内的诺贝尔奖，虽然评选结果时有争议，也经常受到包括获奖者本人在内的各方批判，甚至呼吁取消个别奖项，但主动暂停颁发文学奖，还还是二战以来第一次。2017年以来，瑞典文学院深陷持续发酵的性侵丑闻泥潭，不仅导致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暂停颁发；还把和平奖颁发给反抗性暴力的斗士们。另外，2018年多达三名女性获奖，占比高达25%，而117年历史中，女性获奖比例仅稍微超过5%；尤其是同时有女性获得物理学奖和化学奖更属罕见。历史上，从男女获奖比例看，化学奖在2018年阿诺德获奖之前是174:4；物理学奖在2018年多娜获奖之前，更是高达205:2；经济学领域目前也来到80:1。以上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瑞典人为平息丑闻，重树积极正面形象所作出的努力。

另外，2018年刚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五十届，更为整个诺奖增添了一层特殊的意义。获奖者为来自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他们在创新、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具体说来，是表彰他们关于气候、知识等具外部性的生产要素，通过政府之手等内生化对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方面的理论研究。

气候变化等自然条件和科技知识，在约束与扩张中，共同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边界；但在两百多年的现代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大多时期都是以外生变量存在的，也即气候环境的变化、科技知识的进步，并不受人类经济活动本身的影响，它们的发展演化，是受制于人类经济活动以外的其他要素。

然而，在诺德豪斯看来，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须经由经济体系才能起作用，而气候变化也会对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出造成影响。因此，他认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必须引入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必须在一般均衡框架中纳入生态系统的影响。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也即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并证明，治理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问题的最有效解决方案，是向全球所有国家征收碳排放税。

诺德豪斯研究的重点对象是具有外部性的气候变化，而罗默关注的则主要是同样具有外部性的知识，尤其是技术创新等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的善知识。通过把技术知识的内生化，罗默成功把由罗伯特?索罗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外生增长模型），发展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技术知识或新创意，由于其非竞争性（non-rival）和可排他性（excludable）等特点，这类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生产要素，可以导致产出函数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甚至可以越来越快；而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加速新知识、新创意的研发，实现知识、新创意的内生化，进而达到经济的最优。

最近一年多来，在气候变化方面，一年前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高调地宣布美国要退出《巴黎协定》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的气候协议，该协议旨在联系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努力，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而2018年以来，“30多年来影响珠三角最强的”台风山竹、“美国30年来最强的”飓风佛罗伦萨、被日本媒体称为“25年来最强台风”的飞燕，对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的相继光顾，以及印度尼西亚地震引发的海啸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都在提醒人类的经济金融活动，人类在努力提高社会福利和个人福祉时，所受到的大自然的限制和约束。

而在另一个层面，知识的进步与跨境传播、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断扩张人类经济活动的边界，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扩张的最得力工具，也不断验证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但是知识和科技的跨境传播，在2018年同样迎来剧变；而导火索仍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打压，对美中之间知识的传播、尤其是科技的交流互动的种种言论，甚至有传言说考虑约束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等，无疑是对人类知识传播的反动。

除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冲突，欧盟在“笨猪”国家的债务危机余波、以及英国退欧风波中，经济发展前景扑朔迷离；俄罗斯、阿根廷等曾奉“华盛顿共识”为圭臬的新兴经济体，陷于滞胀的泥淖中顾此失彼，而土耳其的强势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尝试，在其最近的货币危机中显示，其未来也绝非坦途。

2001年3月，在诺贝尔奖百周年之际，日本内阁制定通过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了一项数量目标：今后日本应在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国际级科学奖的获奖数量上与欧洲主要国家保持同等水平，力争在未来50年里使本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到30人，为此，还特意在瑞典设立“研究联络中心”。此目标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不少争议，很多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像生产丰田汽车一样生产“诺奖”。科学家野依良治甚至毫不客气地抨击这一计划“很没脑子”。但日本政府不为所动，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身为批评者的野依良治，在当年10月就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而日本人对诺奖的斩获，则一发不可收拾，仅仅用了18年，已经拿下18个诺奖，在三分之一的目标时间内，实现了60%的他们当初确定的目标任务。

我们且不论日本政府是如何做到的，但伴随日本人在诺奖上的成果的，是日本经济的复苏，开始逐步走出所谓“失去的二十年”，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更可能是对罗默内生增长理论的验证。2018年8月份，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向内阁提交的2018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显示，日本经济从2012年底起出现长达5年半的经济复苏，为二战以来第二长的复苏周期。虽然在创建“宪章城市”构想时，罗默选取的模版是香港这座发展同样非常成功的城市，但日本经济如果能够随着该国“诺贝尔奖计划”的逐渐实现而彻底走出低谷，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人类经济发展方向，势必会有更具现实基础的指导意义。如果考虑到日本在能耗、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诺德豪斯的理论也会获得更加坚实的实践支撑。做一点简单的引申，尽管国内关于日本的争议一直不断，但2018年中国国庆期间出境游排行榜中，日本排名仍高居第二，而高效的污染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带来的优美的自然环境，是游客选择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恰恰就是诺德豪斯提出的，具有外部性的气候、环境等内部化后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的结果。

相比日本，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则恰好成了一个对照。一方面，为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高调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不仅使美国本身的碳排放更难控制，更是起到了不好的带头作用，使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困难，进而恶化因人类排放导致的气候变暖所引发的种种灾难；另一方面，美国作为重要的知识输出国和科技创新领先者，对本国知识和技术的这样那样的封锁，对知识的正溢出效应的阻截，不仅不利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居于知识输入国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由于一定程度上降低与其他国家知识互动、碰撞交流的机会，减弱本国知识进步的动力，进而对本身经济长期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当善的知识传播被遏制，很大程度上会为恶的知识的滋生创造出空间，因为人类的思域绝非虚空，缺乏善知识的加持，往往带来恶知识的反噬，一旦恶的知识遇到合适的土壤，在一些地方演变为破坏性甚至毁灭性思想，甚至与政治力量结合时，很可能会形成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反噬。回首人类走过的历史，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值得警醒。

探讨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时，不能不提及1974年的诺奖为当时人类迷惘的20世纪70年代指明发展的方向。正是哈耶克以及两年后的弗里德曼的先后获奖，让当时的世界从战后凯恩斯主义的迷幻剂中苏醒过来，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英国、美国的自由化改革，中国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开启了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大幕。44年之后的今天，诺贝尔经济学奖迎来了第50届，于人类个体而已，50岁本应到了知天命之年，但今日的全球经济却迎来了新的迷思。在这轮迷思中，诺奖委员会向我们推荐了诺德豪斯和罗默，正像他们在评语中明确指出的，面对人类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两位获奖人提供给大家的，与其说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倒不如说他们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层面上。